拿升官发财的标准去衡量苏轼的一生，算得上失意。他最高做到礼部尚书，但大部分人生都在不断被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流放地点一处比一处偏远。儋州地处海南，放到宋朝，被流放到这里基本等同于政治上被判死刑。但他没有就此垮掉，也没有变成整日写诗宣泄怨气的人。在黄州开垦田地，在惠州钻研荔枝，在儋州教导当地百姓读书。每到一处，他都能扎根下来，把陌生的地方变成自己生活的地方。这种能力，远比写诗要难得多。
他身上的乐观很实在，不是空喊明天会变好的空话，而是把当下一顿饭尽量做好。黄州的猪肉价格低廉，有钱人家嫌粗鄙不吃，穷人又不懂怎么烹饪。他摸索出一套做法，小火慢炖，少加水，把肉炖至软烂，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东坡肉。被贬惠州的时候，买不起羊肉，他就买羊脊骨，用酒烘烤，还写信跟弟弟说这东西吃起来味道近似蟹肉。到了儋州，肉类很难买到，他就煮芋头，吃得津津有味。在有限条件里把日子过得舒服，这种本事，比任何心灵鸡汤都管用。
他不会刻意掩饰处境。被贬的事实摆在那里，狼狈也不会藏起来。黄州时期写下的《寒食帖》，字迹歪斜，多处涂改，文中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空荡荡厨房煮着野菜，破旧灶台烧着潮湿芦苇。这种窘迫，他愿意落笔写出来，不怕旁人看见。可他也不会一直陷在低落情绪里。同一时期创作《赤壁赋》，写下“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那份开阔心境同样真实。一个人可以同时身处窘迫，心怀开阔，放在苏轼身上，显得格外自然。
他待人没有官架子。在惠州，他和当地农民、僧人、小贩都有来往。有个叫卓契顺的僧人，从宜兴长途跋涉几千里专程去惠州探望他。苏轼问他长途奔波的缘由，对方说没有别的目的，单纯想来看看他。这样的交情，和官职高低毫无关系。他在儋州收了一名学生姜唐佐，后来姜唐佐考中举人，是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苏轼离开之前给他写下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大海没有隔断这片土地的文脉，你白衣赴考，将打破当地无人中举的历史。一个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人，依旧在帮当地人创造新的历史。
他擅长自嘲。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自己一生的功绩概括成三处贬谪之地。诗句里带着苦笑，但更多是一种坦然，就算境遇落到这般地步，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晚年从海南北归，途经金山寺，看见自己年轻时的画像，便题下这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前两句写内心枯寂，漂泊无依，后面又把流放之地当作自己一生的功业。把苦难消化之后还能笑着提起，这份心性，很少有人能做到。
他不会一直和自己较劲。刚被贬黄州时，他暂住寺庙，之后开垦一块荒地，取名东坡。开荒种地不是为了当农夫，只是需要一件事来安顿自己。种地这件事有确定回报，付出劳作就能收获粮食，这种确定性，在复杂的朝堂争斗里根本找不到。他在东坡这块地里种麦子、豆子，还栽了一棵海棠。一年麦子丰收，他高兴地写诗记录“今年刈麦蒸饼饵”，当年收获的麦子可以拿来蒸饼。曾经官至礼部侍郎的人，会因为能蒸上麦饼满心欢喜，这不是故作姿态，是真的想开了。
苏轼身上最值得体会的一点，说到底只有一件事。比起追求最终能得到怎样的地位与结局，他更看重活着本身的过程。他不执着于一个完美结局，只求活着的时候少些煎熬，不去伤害旁人，尽可能让身边人过得舒心。一辈子不断被贬，可无论去到哪里，都能把平淡日子品出滋味。想做到这点，远比身居高位困难，也更有意义。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做不了大官，但所有人都会接连碰上不顺。遇到困境，是闭门烦闷，还是出门寻找一点乐趣，选择权一直在自己手上。苏轼选了后者，并且坚持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