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曾经在论坛分享过一段过往经历。他并非科班电影专业出身，最早的创作起点是网络短视频。那段时期，他会逐条翻看评论区观众留言，有人吐槽片段不好笑，他就着手修改；观众看懂某个段子，他便确认这个创作方向可以继续推进。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老师都在电脑另一端，免费给他提供反馈。之后他拍摄《煎饼侠》拿到不错票房，同时伴随大量负面评价，多年之后依旧记得。但他没有消沉，说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观众愿意评价你的作品，代表还在乎，没有彻底放弃。真正的放弃是保持沉默。他把批评解读为观众另一种形式的在意，愿意花费时间指出不足，本身就是一种关注。
像大鹏这样看待观众评价的导演不算罕见，但也绝非主流。创作者对待影评的态度，和影片类型、自身所处的事业阶段关联很大。申奥制作《南京照相馆》，点映当日一直在线等候首批观众反馈，看到一条评论，电影结束之后观众没有离场，静静等到字幕播放完毕，他才放下心。申奥曾经说，自己本身就是观众，只是足够幸运，拥有成为导演的机会。话语朴素，背后是清晰的自我定位，不认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存在隔阂。这类定位，在短视频起家的创作者身上更为普遍，他们从创作初期就依靠即时反馈调整内容，观众反馈不是威胁，而是创作必需的养分。
冯小刚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2017年上海电影节论坛，他提出国内大量烂片，根源在于存在不少低水平观众，这句话引来长久争议。后续采访当中他解释，言论遭到断章取义，换个表述，优质影片需要匹配具备鉴赏能力的观众。无论原话还是解释版本，核心逻辑一致，他将观众放在需要审视的位置。冯小刚还提出，观众应当是导演的对手，而不是上帝。对手这个说法，承认观众具备影响力，却不认可观众拥有绝对评判权。如果观众的观点能够说服他，他愿意接纳；如果无法说服，对应的批评就不必过多在意。
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矛盾，在路演现场会直观显现。《封神2》太原路演，现场一名观众直接向乌尔善发问，影片口碑两极分化，有没有思考背后原因，路人持续帮忙维护影片，创作者有没有主动着手解决问题。当时乌尔善表示没有听清提问，直到广州站路演才正式回应，感谢大家对影片的喜爱，批评和建议会认真吸纳，运用到后续创作当中。这件事重点不在于乌尔善的回应，而是观众那句作为路人一直在帮忙说好话。这句话透露出一种特别的情绪，他不是刻意抹黑影片的黑子，原本站在支持方，结果影片表现让他失望。这种来自支持者的失落，比单纯差评更让创作者难受。普通差评可以简单归因为观众理解不到位，支持者的失望，没办法轻易忽视。
毕赣面临的处境又有区别。《狂野时代》豆瓣评分6.5分，退票率超过15%，三成以上观众观影中途离场。他在专访里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观众当下所有反馈，夸奖或是诋毁，都是观众自身处境和影片碰撞产生的结果，这种关联，他没办法改变。他没有说全盘尊重所有评价，也没有指责观众看不懂，只是坦言无力改变观众的感受。这是承认局限的态度。他还提到，作者和观众之间，不该是驯化的关系，而是彼此共同成长。驯化这个词十分精准，部分创作者想要引导观众，让观众符合自己的期待，毕赣拒绝这种想法，也接受观众不认可作品带来的结果。
陈思诚的处理方式偏向务实。他重新安装社交软件，主动查看大众对于作品的评价，想要了解观影人群画像，知晓大家喜欢或是反感影片哪些部分。但他也清醒地提到，世界不会只存在单一评价声音，这本身就不可能实现。陈思诚的方式属于筛选式阅读评论，浏览评论是提取有效信息，不是接收情绪。如果差评里能看出观影人群的喜好背景，信息对下一部作品创作有帮助就留存；纯粹发泄情绪的指责，不会放在心上。
陈可辛的案例更加复杂。2007年《投名状》上映，豆瓣评分长期在6分附近，不少观众吐槽文戏占比过高，浪费李连杰的表演，女性角色如同工具人。时隔十年口碑慢慢反转，评分上涨至7.9分。豆瓣有一条评论感慨，如果当年观众预料后续十年电影整体水准，会更加珍惜这部作品。这句话带着讽刺，说明观众评价不一定永久不变，不是鉴赏能力不足，评价本身带有时代属性。同一部作品，放在不同参照标准下，得到的分数差距巨大。陈可辛之后表示，就算重来一次，依旧会借着角色台词表达想法，创作者拍出来的作品无法伪装，是什么样的人就产出什么样的影片。
杨平道在平遥电影节遇到的状况更为极端。《浪漫的断章》首映之后，现场观众高喊退票，映后交流会遭到当面质疑，豆瓣页面大量一星短评。后续采访他坦言内心委屈，但维护观众发表看法的权利。同时他补充，很多负面评价已经脱离影片本身，后期不少言论只是情绪宣泄，和电影内容无关。这句话点明关键区别，专业影评和单纯情绪发泄是两回事。创作者能够接纳针对影片的评价，却不愿成为大众的情绪出口。
汇总这些创作者的态度，能梳理出几条不同思路。一条是以观众为根基，大鹏、申奥、邵艺辉都属于这类。邵艺辉曾提出不要低估观众，大众对时代的感知，有时比创作者更快更直观。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好东西》豆瓣拿到9.1分，票房稳步上涨，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观点。但如果影片市场反响惨淡，观众反馈冷淡，这套思路还能不能成立，需要打上问号。
另一条思路，把观众当作对手，代表人物就是冯小刚。他不是不尊重观众，只是不将观众置于高于创作者的位置。对手意味着双向博弈，最终结果依靠实力。这种想法的隐患，是容易走向只要观众提出批评，就判定对方鉴赏水平不足。冯小刚后来也意识到，垃圾观众的说法持续被提起，确实刺痛很多人。
还有中立路线，毕赣和陈可辛偏向这类。毕赣认为观众反馈形成的关系无法更改，陈可辛就算遭受批评，依旧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他们不去刻意讨好观众，也不把观众当成对立面。立场就是，创作者完成拍摄，观众自主观看，理念契合自然认可，不合拍也无需强求。
新浪潮论坛青年导演的讨论，代表相对普遍的现状。刘江江提出，不管评价好坏，有讨论总比无人关注更好，选择直面观众的行业，就要接受各类声音。来牧宽认为差评具备价值，能从中看见观众真实理解，了解大家解读影片的角度。申瑜的《兔子暴力》，在行业内部和团队内部没有收到负面意见，登陆院线面向大众之后，才迎来大量不一样的评价。三位导演表达的内核相近，影评不只是打分评价，更是信息来源。创作者自身察觉不到的视角，观众可以提供。
不过有信息，不等于信息具备落地价值。观众一句不好看，属于信息，但很难用来调整创作。真正有参考价值的影评，能够具体指出缺陷位置以及问题成因。大鹏早期在评论区学到的就是这点，区分单纯吐槽和细节反馈。不好笑只是情绪表达，节奏拖沓造成笑点失效，才是可调整的反馈。
编剧群体的处境和导演不一样，编剧距离终端观众更远。于正就《凤囚凰》出面致歉，把所有问题归于自身，呼吁大家不要迁怒演员，这类表态在行业内比较常见，与其说是回应观众，更多是保护剧组团队。《带着爸爸去留学》剧情夸张引发吐槽，编剧刘珂回应，现实不存在完美家长与孩子，所有人都处在自我成长的阶段。这类回复本质是阐释创作初衷，并不是回应观众提出的批评。编剧的困境在于，影视剧成片样貌很难由编剧完全掌控，导演、演员、平台要求、投资方干预都会修改剧本，但署名落在编剧身上，负面评价也随之而来。《凤囚凰》原编剧只完成12集剧本，却背负多年非议，就是典型案例。
所以导演和编剧对待影评，不存在统一标准。取决于影片类型、自身行业位置，还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存在多少中间环节。商业类型片，口碑直接关联票房，没办法忽视观众看法。艺术片票房和口碑关联偏弱，心态会更从容，但容易被看不懂这类评价激怒。新人创作者，观众反馈是唯一参考渠道，没有资历无视评价；成名已久的从业者，评论很多属于无效噪音，可以自主选择听取与否。
有一条观点大部分人可以达成共识，观众花费时间和观影成本，有权表达作品观感。至于创作者要不要采纳建议、吸收多少、是否修改内容，属于另外一件事。大鹏说观众批评是另一种深情，冯小刚将观众视作对手，毕赣认为二者的关系无法更改，陈思诚提出评价不会单一。表述差别很大，但底层认知一致，观众真实存在，留下的评价会长期留存。影片放映之后，走出影院的人会表达想法，无论创作者是否愿意，评价都客观存在。差别只在于，创作者把这些评价当作创作养分、自省镜子、博弈对手，或是无关的背景噪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