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能发展成如今的城市形态，很大程度得益于地质条件带来的先天优势。整个主城区地下分布着完整砂岩层，这种岩石硬度适中，层理清晰，可以直接当作建筑地基的持力层。砂岩地基足够稳固，重庆才有条件在坡地修建楼房，一栋建筑一层入口临街，往下数几层，出口依旧连着马路，这种在其他山地城市很难见到的景象，不是单纯设计大胆，是地下岩层提供支撑。渝中半岛地表高差接近一百九十米，地铁依旧可以在山脊之间穿行。
但仅仅依靠地质条件不足以造就重庆的城市样貌，还有一层历史发展惯性。古代巴人把居所修建在高处躲避洪水，人口慢慢聚集，一个个山头形成聚居点，山体、江河把聚落相互隔开，慢慢形成规划学所说的多核模式。这不是人为提前规划出来的，是地形逼迫形成的格局。后续城市建设顺着这个骨架推进，依靠桥梁、隧道把分散的各个片区连通，逐步织成城市路网。
深圳和香港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先天条件。香港山体坡度不是平缓，而是极其陡峭。全港大约七成半至八成土地属于高坡度山地，大部分山坡坡度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更陡峭的区域也大量存在，真正平坦、适合开发建设的土地占比很小。气候层面的麻烦同样突出，香港年均降雨量约两千两百毫米，单月雨季降水量，能抵得上北方部分城市大半年的雨量。陡坡叠加暴雨，滑坡灾害几乎是常态。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记录在册的山泥倾泻、泥石流灾害超过两万七千次。一九七二年暴雨灾害之后，当地斜坡安全体系全面重建，如今每一处人工斜坡都要做坡面防护、排水系统、加固工程，整套工程成本极高。有人测算，开挖山体修建建筑平台，形成的悬崖需要打入岩钉、砌筑护墙，护墙工程的花费，有时和盖楼本身造价持平。想要在陡坡大规模铺开城市建设，每一平方米建设用地，都要先承担一笔高昂的安全成本。
深圳山体坡度相比香港缓和，但地质条件同样不算友好。塘朗山、梧桐山一带隧道施工，经常遇到厚覆盖土层、大范围富水区域，土质边坡滑塌、围岩坍塌、突水涌水风险都客观存在。梧桐山东部还存在岩溶发育，溶洞、溶隙会直接威胁建筑基础安全。宝安废弃潭头石场，单纯削坡降坡度、分级加固、清运石料，传统方案预算就达到一亿五千万。深圳近些年依靠矿地统筹这类市场化手段压缩成本，石料拍卖收入反哺生态修复，但这套模式成立的前提，是存在足够多废弃石场和可拍卖资源，别的山地城市很难直接照搬。
还有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规划制度本身带来的约束。香港土地开发受到郊野公园条例、环境影响评估条例、城市规划条例三重限制，涉及郊野公园范围的开发项目，先要完成环境评估，调整边界还要经过立法流程，门槛高到很多项目连启动阶段都无法推进。新界区域其实有不少相对平坦的土地，但长期开发重心放在港岛、九龙，新界产业和住宅开发被各类历史遗留问题拖住。重庆规划思路完全相反，从一开始就承认地形带来的约束，不和山体硬对抗，顺着山势把城市拆成多个组团，每个组团配套自身商业和公共服务，依靠交通线路串联各个组团，避免把所有城市功能集中在一条发展轴线上。这种不强行改造地形的思路，反而让重庆找到了和山地共存的建设路径。
说到底，重庆能在山地建城，是砂岩地基、历史发展路径、规划策略三者叠加的结果。香港陡坡、暴雨叠加严格的土地管控，山坡开发成本居高不下；深圳地质复杂，可用土地有限，削山造城性价比一直偏低。不是谁工程技术更强，而是各地先天资源条件不一样。重庆的先天条件，刚好支撑起山地组团城市；深圳、香港手里的资源，更适合走填海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