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对李邈的记载篇幅不多，但留下的事迹很有冲击力。他在234年离世，诸葛亮刚刚去世不久，李邈就呈上一封奏疏，文中将诸葛亮比作吕禄、霍禹，写下“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意思是诸葛亮手握重兵，独掌大权，在世时让人忌惮；如今他离世，宗族得以保全，西方边境安定，朝野应当庆贺。刘禅读完奏疏，直接将李邈下狱处死。
只看这件事，很容易简单归结为李邈言语失当，触怒君主。翻看他完整履历，能发现这个人在蜀汉政权内部，本身就一直和整体环境格格不入。
李邈籍贯广汉郪县，属于益州本土大族。刘璋担任益州牧时期，他出任牛鞞县县长，属于本地官僚体系中层。刘备入蜀取代刘璋之后，提拔李邈担任益州从事。这次属于职位升迁，但李邈的反应很特别。正月初一百官集会，他借着敬酒的机会当面质问刘备：振威将军刘璋将你视作宗室亲信，请你来讨伐叛贼，你反而夺取益州，这件事该怎么解释。刘备反问他，当初为何不帮助刘璋，李邈直接回复，不是不想帮忙，只是自身能力不足。这番话讲完，执法官准备处死他，诸葛亮出面求情，李邈才保住性命。
这里有一处细节。诸葛亮出手救下李邈，存在政治层面考量，蜀汉刚拿下益州，需要缓和和本地豪族之间的对立。但李邈获救之后，并没有感念恩情而转变立场。他不满的对象不是某个人，而是刘备集团取代刘璋这件事。他站在益州本土利益的角度，刘备、诸葛亮都属于外来势力。
这种立场底色，决定了李邈后续一系列举动。诸葛亮打算处死马谡，李邈站出来劝阻，引用秦赦孟明、楚杀子玉的典故，主张留下马谡，日后还有用处。单看道理，这番劝谏不算错误，但诸葛亮没有采纳，并且这件事让诸葛亮心生不悦，将他遣返回成都，之后不再重用。李邈和马谡未必存在私交，出面劝谏，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对诸葛亮主导的军事决策体系提出异议。
针对北伐这件事，李邈的反对态度更加明确。他的理由简单直接，曹魏占据九州，蜀汉仅拥有一州，人口、人才储备、农业产能差距巨大，持续北伐会耗尽蜀汉民力。这个战略判断本身具备讨论空间，诸葛亮北伐本身带有以攻为守的无奈，蜀汉国力确实难以支撑长期消耗。可李邈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总是带着一种事前预判正确的姿态，没有在现有决策体系内提出替代方案。
诸葛亮去世，李邈认为时机到来。他呈上的奏疏措辞激烈。吕禄是西汉外戚，霍禹是霍光之子，二人在史书里都被视作有谋叛风险的权臣家族。李邈拿诸葛亮类比二人，传递的意思很明确，就算诸葛亮没有谋反心思，长期在外掌控重兵，君主与群臣都会心存忌惮，这种局面本身就潜藏隐患。奏疏末尾写着“大小为庆”，公开提出应当庆贺诸葛亮离世。
这份奏疏的性质，已经超出评价诸葛亮个人功过的范畴。它向刘禅传递信号，诸葛亮执政的时代已经结束，可以清算过往的相关势力。刘禅立刻处死李邈，原因不只是李邈诋毁诸葛亮。诸葛亮刚离世，蜀汉军政体系处在权力交接的敏感阶段，蒋琬等人准备接手权力，魏延、杨仪之间矛盾随时爆发。这个时候有人公开宣扬诸葛亮之死值得庆贺，相当于在朝堂撕开缺口，让所有对诸葛亮执政时期心怀不满的人，找到站队的信号。刘禅如果放过李邈，后续局势很难控制。
李邈被杀，不单单是因为仇视诸葛亮，而是在政权最需要稳定的节点，主动搅动朝堂纷争。益州本土势力的不满，自刘备入蜀就已经存在。诸葛亮在世依靠法治，搭配有限度任用本土人士的方式安抚，勉强维持平衡。诸葛亮一去世，约束的力量减弱，李邈觉得属于本土势力的机会来了。但他高估益州本土势力在蜀汉权力结构里的分量，也低估刘禅维护政权稳定的决心。刘禅处死李邈，既是安抚蒋琬等诸葛亮旧部，也是警示所有观望的益州本土人士：诸葛亮执政阶段可以翻篇，但这件事的走向，不由李邈来定义。
李邈的弟弟李邵、李朝，都在蜀汉身居要职，李邵担任治中从事，李朝官至别驾从事。两兄弟和李邈不一样，刘备集团入主益州之后，选择与之合作。李邈没有被归入“李氏三龙”，史书给出的理由是“性格疏狂率直”。这句评价表面描述性格，本质是政治层面的判断：此人不可重用，他始终没有完成从益州本地人士，向蜀汉臣子的身份转变。诸葛亮救过他，也提拔过他，但李邈的立场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刘备夺取益州，劝阻斩杀马谡，反对北伐，最后否定诸葛亮身后哀荣。每一次发声，都踩在蜀汉政权最需要内部团结的关键节点。
回到最开始的事件。李邈被杀，表层原因是呈上那封不合时宜的奏疏，激怒刘禅。往深处追溯，他早已站在蜀汉权力结构的对立面。诸葛亮在世，压制了这类人的言论空间；诸葛亮离世，李邈误以为限制消失。实际上，此时只是进入权力真空阶段，最忌讳出现争议言论，他主动触碰红线，成为用来树立朝堂规矩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