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礼教约束严格,市井娱乐活动为何依旧丰富多样

晚明留给人的印象总是充满矛盾。一方面礼教森严,条条框框极多;另一方面市井热闹,各类娱乐花样层出不穷。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着很冲突。但翻看当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就能发现二者一直共存。

先理清礼教的管控范围。明代礼制核心内容记录在《大明会典》,官民的服饰、冠带、房屋、车马,按照身份划分等级,目的是区分尊卑,安定人心。这套规矩从朱元璋立国就定下,什么品级穿什么颜色,什么身份能住什么样的房子,都写得清清楚楚。到万历年间,礼部尚书沈鲤还在上疏抱怨,街上不少人身着华美衣物,佩戴精致饰品,肆意出行。禁令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民间依旧照常穿戴。他把这种现象归为礼教推行不足,换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礼教在现实生活里约束力已经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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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管控不住?根源在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晚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江南涌现大量工商业城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庞大市民群体。这些人手里有余钱,有闲暇,也有消费欲望。礼制依靠身份分配资源,但金钱不会区分身份。商人就算按规定不能穿绸缎,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禁令写在文书上,消费能力掌握在普通人手里。沈鲤自己也提到,有钱的人认为凭财力就能消费,有权的人觉得依靠势力可以享用。财富和权力结合之后,礼制定下的等级划分就很难维持。

但这不代表礼教彻底消失,只是换了形式继续存在。明中叶之后,官府大规模发布禁戏诏令变少,取而代之的是士大夫撰文规劝、撰写家训、功过格这类社会层面的舆论约束。简单说,官府直接管控变少,地方士绅主导的舆论约束变多。不少禁戏言论,把戏曲演出描述成滋生各类恶行的源头。这类言论越多,越能说明戏曲在民间已经很难禁止。士绅一边在家训告诫子弟不要看戏,一边自家蓄养家班。苏州申氏、无锡邹氏这类知名家班,主人本身就是士绅阶层。蓄养家班是晚明士绅重要的文化娱乐消费,到晚明达到鼎盛。上层文士享乐风气向下扩散,民间演戏的风气越来越盛。禁令和消费并行,互不干扰。

晚明市井娱乐究竟丰富到什么程度,可以看具体场景。张岱笔下的绍兴、杭州、苏州,入夜之后灯火不息。庙会、放灯、进香、出游,除夕、元宵、花朝、端午香市、中元节等节日,参与的女性越来越多。晚明印刷版画,出现女子乘车出游、泛舟游玩的画面,这在明初根本无法想象。女性公共活动空间大幅拓宽,不是官府发文允许,而是城市生活本身推动的。

元宵节是很值得单独拿出来说的例子。元宵和其他单日节日不一样,持续三到十几天,城里灯市、乡间庙会,变成百姓自由交往的场所。更关键的是元宵期间会暂时放开夜禁。夜禁解除,百姓借着赏灯的名义,打破的不只是昼夜界限,还有城乡、男女、贵贱之间的隔阂。明清发展出“走百病”习俗,妇女可以往来城乡,逛庙会,甚至成群进入文庙、官署。她们跨越了时间、空间、性别三重限制。元宵节的内核,就是对礼教规范、日常秩序的短暂挑战。民间还有“偷青”习俗,想要获得吉兆,依靠的本身就是违背礼法、触犯禁令的行为。这种狂欢,官方甚至默许参与,朝廷借着元宵展示与民同乐,普通人借着节日暂时放下平日规矩。节日成了礼教的一处缺口,一年里总有几天,日常的规矩可以暂时搁置。

戏曲是另一项核心娱乐。宴会演出戏曲,在明中叶已经成为普遍习惯。晚明叶梦珠《阅世编》记录宴会场景,众人弹筝唱戏,一同饮酒作乐。松江府志记载,倭乱结束之后,乡镇每年二三月举办迎神赛会,当地人聚集起来上演杂剧。这些杂剧大多取材野史里的通俗故事,和礼教推崇的忠孝节义不完全契合。有意思的是,明代律令规定杂剧只能演绎神仙、义夫节妇孝子这类题材,不允许扮演帝王后妃、忠臣先贤。这条条文后来还被收录进《大清律例》。禁令归禁令,民间上演的是曹大本收租、小秦王跳涧这类故事。法规划定上限,民间实际演绎的,是法规之外的内容。

小说的情况类似。明代官方明文查禁的小说数量不多,明初《剪灯新话》,明末《金瓶梅》《水浒传》。可当时都察院这类监察机构,都在刊印《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有研究统计,明代都察院刻书三十三种,其中就包含这两部小说。袁逸的研究提到,明清书坊刻印书籍利润可以达到十倍以上。有利润就会有书商参与,商人入场之后,禁令很难落地。监察机构自己都刊印畅销小说牟利,禁毁令的执行力度可想而知。

思想层面同样发生变化。阳明心学兴起,泰州学派肯定人欲,推崇个性。对自我、个性、情欲的强调,成为晚明士人追求享乐、崇尚奢靡风气的思想支撑。汤显祖提出,有志于千秋事业,宁可做狂狷之人,不要做伪善的乡愿,《牡丹亭》把“情”作为冲破“理”的武器。陆楫写下《禁奢辨》,公开质疑明初禁奢令,提出奢侈消费能够带动经济。他提出苏杭的游乐看似奢靡,但轿夫、船夫、歌伎都依靠这些营生谋生。这种推崇消费、反对一味节俭的观念,是古代消费思想的一次转变。士人率先接受这套想法,市民阶层随之跟上。思想束缚松动,行为就有了支撑。

说到底,晚明礼教约束和市井娱乐并存,不是一个需要强行解释的矛盾,而是需要看清的现实。礼教是写在书面上的规则,它的效力取决于谁在执行、执行力度,以及被约束人群有没有别的选择。晚明,商品经济提供了新的物质选择,思想革新提供新的观念,城市生活拓展了新的活动空间。规矩条文依旧存在,但已经不再是密不透风的高墙,更像一排篱笆。篱笆拦得住循规蹈矩的人,挡不住找到缝隙的人。而这些缝隙,大多藏在节日、宴席、戏台和书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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