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刘禹锡经常被放在一起对比，两人仕途都充满坎坷，被贬到偏远地域依旧保持豁达心态。刘禹锡被贬长达二十三年，归来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苏轼被贬到海南，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两个人性格坚韧，文字里透着乐观。但是提起乐观文人，大多数人第一反应还是苏轼。仔细琢磨，其中自有原因。
刘禹锡的豁达带着强烈对抗色彩。他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有错。这份豁达里面，藏着不服输的情绪。著名的玄都观桃花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直接讽刺朝堂上新贵，也让他再次遭到远贬。十四年之后重回京城，又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就是刘禹锡，绝不认输，还要直接表明自己没有被打倒。这种乐观令人敬佩，但底色是不平与愤懑，是和世事对抗。《陋室铭》里面“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字句之间带着一股，你们觉得居所简陋，我偏觉得此地很好的倔强。
苏轼不一样。他也经历过愤怒，乌台诗案入狱，一度以为自己难逃一死。被贬黄州之后写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孤独恐惧都是真实情绪。但他后续心态变化，不是对抗外界，而是和自我和解。在东坡开垦土地，取号东坡居士，研究廉价猪肉的烹饪方法，深夜出门和张怀民共赏月色。他不是向谁证明自己，而是在困境里寻找合适的生活方式。黄州、惠州、儋州，贬谪地点一处比一处荒凉偏远。在惠州感叹荔枝美味，到儋州之后和当地百姓相处融洽，开设学堂教书。他写给友人书信提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意思是这里也可以落脚，不一定非要回到故土。这份乐观不针对任何人，把贬谪这种惩罚，转变成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
两人面对磨难的方式不同，刘禹锡挺直身躯绝不低头，苏轼俯身耕耘过日子。刘禹锡的乐观是一种姿态，苏轼的乐观是亲身实践。姿态需要旁观者，实践只需要自己。刘禹锡的诗作，总有一个“我”和外部世界对峙；苏轼文字里的自我，慢慢融入山水风光与日常烟火。读刘禹锡的诗，内心生出敬佩，感叹他刚强；读苏轼的文字，内心放松，感受到平凡日子依旧有美好，月色值得欣赏。
还有一个现实因素，苏轼留存下来的作品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刘禹锡作品以诗文为主，苏轼除诗词散文之外，还有大量书信、随笔、美食记录、医药笔记、水利相关文字。写信和友人讨论酿酒、砚台、民间偏方。这些文字，让乐观的文人形象跳出诗文，变成鲜活的普通人。读者能看到他晨起煮茶、炖肉、江边散步、和儿子说笑。这种浓厚的生活气息，让苏轼的豁达更容易让人共情模仿。刘禹锡的乐观藏在诗句之中，苏轼的乐观藏在日常烟火里面。
刘禹锡被贬时间很长，二十三年，但是贬谪地点大多在南方，常德、连州、长沙一带，在当年不算极度蛮荒之地。苏轼被贬海南，属于宋朝流放最远的地方，过海之后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儋州缺少墨汁，就烧松枝制墨，差点引燃房屋；没有居所，就在椰林搭建简易棚屋；缺少药品，就翻阅医书自救。这般处境之下，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已经跳出对抗的层面，坦然把自己当成本地人。刘禹锡“前度刘郎今又来”，强调离开之后重返故土，苏轼直接认为自己本就属于此地，不再在意朝廷的贬谪。
最后一点，苏轼的乐观门槛更低。读懂刘禹锡的豁达，需要了解当年朝堂斗争背景，明白他对抗的对象。苏轼的文字，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普通人也能读懂。黄州写下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没有晦涩典故，只是淋雨行路，坦然处之。惠州写下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外出谋生的普通人也能从中获得慰藉。这种不依赖历史背景的豁达，让苏轼的乐观从文人品格，变成普通人可以借鉴的生活态度。读刘禹锡，是仰望他的风骨；读苏轼，就像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闲谈。这大概就是，提到豁达文人，大家最先想到苏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