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河属于汉江支流，往深山方向还有一条圣驾河。旬阳红军镇就坐落在这条小河边上。2023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开展发掘，出土的东西算不上震撼，只有几片绳纹板瓦、几块朱砂矿石残块。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遗存，把两千多年前的一条物资供应链从地下发掘出来。
石庙沟遗址紧邻青铜沟矿区，地层叠着新石器时代、秦汉、唐宋、明清多个时期的文化层。新石器晚期篮纹红陶片和秦汉绳纹板瓦出现在同一地层剖面，说明这片区域长期被人类反复使用。出土的朱砂残料是原矿，不是加工完成的成品。原生矿石出现在居住遗址，代表这里存在开采、筛选甚至初步冶炼朱砂的活动。
矿区外围，川堂坪和郭家湾两处遗址刚好处在水陆交通节点。川堂坪遗址包含商周、唐宋、明清文化层，采集到石锛、石凿、夹砂绳纹红陶片。石锛用来砍伐，石凿用于凿孔，这类工具出现在交通节点，推测这里是原料加工和中转场地。郭家湾出土遗物包含穿孔石器残件、红烧土。三处遗址串联起来，开采、加工、转运完整环节都找到了对应的考古痕迹。这不是孤立矿点，是一套曾经运转的完整产业链。
旬阳青铜沟汞矿储量，在国内占比大约两成。地理位置优势更关键，旬阳到秦陵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有水路和古道连通。一百公里放到现代不算远，但在秦代，这个距离的运输成本可控。如果从更远的巴地运送丹砂，水陆山路转运，人力物力消耗会高出很多。距离是这里的天然优势。
《史记》记载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司马迁写下这段文字，后世长久存疑。直到1981、1982年，科研人员用地化探矿法，在秦陵封土中心检测到强烈汞异常。2003年再次勘测，确认封土中部高汞异常来自地宫深处渗透，并非地表本身自带。封土汞含量是周边原生土壤七十多倍。数据证实地宫确实存放大量水银，不是司马迁虚构。
已故段清波教授在《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中提出观点，秦陵大部分水银有可能来自旬阳。支撑判断的依据，除了储量，还有旬阳境内发现的上千处古矿洞。矿洞数量和分布证明，这里曾经有规模可观的开采活动。不过段清波用词是“有可能”，并非定论，这个严谨的表述，之后也被多次引用。
文物修复师黄松涛讨论这件事时，表达更为直接。他认为旬阳出土遗存是重要线索，但不能作为最终结论。核心短板在于证据链不够完整。想要证实秦陵地宫汞原料来自旬阳青铜沟，最直接手段是同位素比对。不同矿区汞矿石同位素比值存在细微差别，如果能提取地宫水银有效样本，和旬阳矿区样本比对，匹配成功，整条证据链才算完整。现阶段这项比对还没有完成。另外，按照部分学者估算，秦陵水银总量可达百吨级别，只依靠旬阳单一矿区，供给量可能不足，重庆酉阳、贵州务川先秦丹砂矿，也有可能作为补充来源。
这就关联到巴寡妇清的记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秦始皇为她修建女怀清台，她家族世代经营丹砂矿业，积累巨额财富。不少学者据此推测，巴地丹砂也是秦陵水银重要供给源。许慎《说文解字》记录，上古丹砂主产地集中在巴郡与南越。巴郡大致对应如今重庆一带，南越在广西。如果巴地丹砂确实参与供给，旬阳的定位就要重新考量，它或许是主要来源之一，但不是唯一产地。
从考古研究方法来说，旬阳这批遗址的价值，不在于直接敲定结论。三处遗址的发现，把过去的猜想，变成可以验证的研究命题。此前推测旬阳供给秦陵水银，依靠储量测算、距离推算和零散文献记录，说服力有限。现在有遗址、地层信息、出土文物断代，考古学者可以开展更细致比对。比如石庙沟出土朱砂原矿，和秦陵周边朱砂制品做成分检测；川堂坪商周地层出土器物，对比关中同期遗址文物，判断两地物资流通通道是否存在。
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信息。文献记载旬阳汞矿规模化开采最早追溯到明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录此地有水银山。但矿区遗址出土新石器晚期、秦汉陶片，说明采矿活动远早于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丹砂已经是重要商品，既是颜料，也可以入药，还被方士视作不死之药。矿区开采历史向前推进数千年，证明这片区域很早就进入跨区域商贸网络。秦代修建皇陵需要大量水银，选择旬阳，不是临时决定，依托的是早已成型的供应链。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谈及秦陵发掘问题时说过一句话，没得到的东西往往最美。放到水银来源这个研究问题上，同样适用。旬阳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更清晰线索，却没有给出唯一答案。地宫水银来自几处矿区、各处占比多少，答案依旧埋藏在封土之下。考古研究常常如此，一处新遗址可以点亮一片区域，但光亮之外，依旧存在大量未知空间。旬阳这三处遗址，刚好处在已知和未知的交界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