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人挑选想要深耕的朝代，看着像是单纯出于兴趣，实际上要做很现实的权衡。元史圈子里聪明人不少，但愿意沉下心长期钻研的人不多，道理很简单，做这一行投入巨大，回报却很低。
光是基础史料阅读这一关就很难跨过去。元朝留存下来的文献，使用的文字并不单一，汉文、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还有畏兀儿文、藏文材料并存。一名元史研究者的案头，一边放着《元史》，旁边可能摊开拉施特《史集》的波斯文抄本，还有《蒙古秘史》畏兀儿体蒙古文的转写文本。只依靠汉文史料很难完整厘清史实，汉文史料本身就存在大量缺陷。明初编修《元史》，前后耗时还不到一年，向来以草率著称。钱大昕曾经批评这部史书“或一人而分两传，或两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这个评价并不算夸大。更棘手的是译名问题，元代人名、地名、部族名称经由多种语言转译为汉文，同一个专有名词在不同文献里写法差异很大，甚至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史料记载中名字都不一样。钱大昕考证廉希宪又名忻都一事，自述花费二十年多方比对材料才得以确认。耗费二十年，仅仅厘清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这种枯燥漫长的考证工作，很少有人愿意消耗这么久的时间。
这还只是汉文史料内部存在的麻烦。真正劝退大量研究者的，是必须直接研读波斯文、阿拉伯文原始文献。韩儒林曾经提出，研究元史不能只依靠翻译后的二手资料，要对照外文原始文本与中文史料互证。他举过例子，汉文《圣武亲征录》记载的十三翼组成部分存在缺漏，波斯文《史集》能够补足相关内容，但俄译本和洪钧的重译本存在译名错误，第三翼记载里的“撒姆哈准之后人布拉柱把阿秃儿”，对照波斯原文和汉文史料核对之后，正确写法是Sam Qachulai和Bultachu。类似的译名、史实偏差问题遍布整个领域。不掌握波斯文，很多基础史实都无法确认，更谈不上开展研究。波斯文、阿拉伯文、畏兀儿文、蒙古文，每一门语言都需要长年训练，才有能力解读原始文献。
还有一层门槛藏得更深，就是蒙古人的政治逻辑和中原汉人完全不同。不是说哪边更简单或者更复杂，二者底层认知前提就不一样。举个直观例子，蒙古语里的“国家”称作“乌鲁斯”，本意是人的联合体，并不指代一片划定边界的土地。汉人认知里的国家，城池、领土、君主缺一不可。但按照蒙古人的观念，一名首领可以没有固定草场，带着部众依附在他人领地放牧，依旧算作独立的王。窝阔台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疆域相互交错，按照汉人的地图思维根本无法划出清晰国界，可在蒙古人的体系里这十分正常。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的战争，如果仅仅当成普通权力斗争来看，抓不住核心矛盾。阿里不哥阵营的人把忽必烈称作“萨尔塔忽勒汗”，也就是“小农民可汗”，原因就是忽必烈定居城市，推行农耕模式，在坚持传统的蒙古人眼中，这属于背弃祖制。不理解这套思维体系，读出来的结论始终浮于表面。
多重难题叠加在一起，直接造成元史研究性价比极低。唐史、宋史、明清史方向，花三五年时间就能熟悉基础史料，写出的成果有人阅读、引发讨论，能积累学术影响力。元史不一样，十年用来学习各类语言，再花十年研读史料，好不容易完成一篇扎实论文，能读懂的同行寥寥无几。在《百家讲坛》讲唐太宗，观众愿意静下心听；讲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路线之争，观众很快就失去兴趣。就算在学术圈内，元史也属于冷门方向，从业者数量少，学术会议规模有限，期刊可选的发表渠道也不多。黄进兴悼念萧启庆时说得很直白：“元史研究的人相对较少，因为入门门槛高，不仅要懂得蒙古文，蒙古帝国疆域所及之处的语文，也要有所涉猎。”萧启庆本人在《我的习史历程》里也提到，元史一直是冷门学问，当一门学科热度褪去，“有赖少数人耐得住寂寞，辛苦撑持”，他自认就是愿意守着这份寂寞的研究者。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元史的基础史料至今没能整理完备。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对比差距明显。学者大量精力都耗费在攻克难度极高的蒙古语文，还有蒙汉混杂的硬译公牍文体，直到二十一世纪，《元典章》《元朝秘史（校勘本）》《圣武亲征录》这类核心文献才陆续校勘出版。文集编目刊印、出土文献和海外馆藏典籍的整理工作虽然有人推进，但对比其他断代史，进度缓慢很多。刚入行的青年学者，语言关本就耗费巨大精力，进入领域之后，连基础工具书、完整点校本都没能配齐，这种挫败感非常真实。
所以很多人不愿深耕元史，并不是单纯不感兴趣或者不重视。语言、思维、投入回报，三道难关摆在面前，每一关都要付出远超其他断代史的精力。就算全部跨过，等待研究者的只有规模狭小的学术圈子，公众关注度也很低。当然不是没有人坚持，刘迎胜、陈得芝、萧启庆这些学者都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果，但终究只是少数人。这门学科依靠少数人支撑多年，往后大概率也会维持这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