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境内出土，和中原王朝北伐相关的摩崖石刻，现存能够确认、带有明确纪年的实物数量不多。名气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就是东汉《封燕然山铭》。这块石刻从发现到完成释读，前后相隔将近三十年。
1990年，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南麓，两名牧民在岩石下方躲雨。雨停抬头，雨水冲刷后的石壁露出模糊汉字痕迹，这就是后来确认的《封燕然山铭》摩崖。发现之后，蒙古国方面清楚这是汉字石刻，但长时间无法解读文字。蒙古国学者一度推测石刻属于北魏时期，无法辨认文字，石刻就被搁置很多年。
转机出现在2014年，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向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家齐木德道尔吉告知相关情况，邀请他前往实地考察。2017年7月，中蒙联合考察队搭建脚手架，近距离逐字辨识、拓印、拍摄，两天工作后，从两百六十多个汉字当中，释读出两百二十多字，确认这就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撰写的《封燕然山铭》。
石刻位于杭爱山一处支脉向外突出的岩壁，宽130厘米，高94厘米，距离地面大约四米。铭文内容和《后汉书·窦宪传》收录的文本大体一致，存在少量异文，字体是典型汉隶。史书详细记录窦宪北伐匈奴的事件，但石刻具体位置近两千年没有被找到，这次发现，了结了这桩历史悬案。
还有一块石刻纪年早于《封燕然山铭》，知名度却低很多。蒙古国中戈壁省额勒济特苏木地利山区域，留存唐代汉文摩崖岩刻，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岩刻处在南北走向山谷，刻在离地三米左右岩壁，岩壁风化剥落，文字断裂成两块，一块留存九字，另一块留存十二字。蒙古国学者2001年最先开展释读，日本学者铃木宏节2015年继续研究，但是当时忽略麟德二年唐高宗泰山封禅这件事，和漠北铁勒各部的关联。兰州大学后续研究人员提出，这块岩刻处在唐代参天可汗道的节点，题记内容，能够对应唐高宗封禅泰山，邀约漠北铁勒首领赴会的历史事件。它体现唐朝对漠北羁縻州府的管控，不属于战争纪功石刻，但能够证实中原王朝势力，在这个年代延伸至蒙古高原腹地，并且留下文字记录。
唐代还有一块和北伐间接相关的石碑，阙特勤碑。石碑坐落于后突厥汗国旧地，杭爱山以北，一百多年前俄国学者发现。碑正面和两侧刻古代突厥文，背面是唐玄宗亲笔书写汉文，碑文用来悼念突厥贵族阙特勤。唐玄宗和阙特勤之间的交往，本身建立在唐朝北伐突厥的大背景下。阙特勤碑不是中原王朝刻写的纪功碑，但碑文由大唐皇帝亲自撰写，双语石碑留存蒙古国境内，足以证明唐朝在一段时期，对漠北拥有真实的政治影响力。
金代在蒙古国，同样留存北伐纪功碑。《九峰石壁纪功碑》20世纪80年代在蒙古国肯特省出土，采用女真文、汉文双语撰写。碑文记载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年），尚书右丞完颜襄领兵在斡里札河击败北术孛（阻卜），取得大胜。这块碑在女真文碑铭当中地位很高，仅次于永宁寺碑。完颜襄征讨草原游牧部落，逻辑和历代中原王朝北伐一致，只是刻石纪功的主体换成女真人。
明永乐皇帝北征蒙古期间，也曾在草原留下石刻，但大多位于现在内蒙古境内，不在蒙古国。玄石坡、立马峰在苏尼特左旗，是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亲征漠北时刻制，立马峰御制铭文写着“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这组石刻被称为汉族帝王在北方草原深处留下的唯一历史痕迹，但地点不在蒙古国。永乐五次北征最远抵达蒙古国东部克鲁伦河一带，到目前为止，这片区域没有发现和永乐北征直接相关的摩崖石刻。
汇总这些石刻，能看出清晰规律。东汉《封燕然山铭》是标准北伐纪功石刻，打完仗刻石，宣扬战功，目的明确。唐代地利山岩刻不属于纪功碑，大概率是行军途中士兵或者使者随手留下题记，却比纪功碑更直观证明，那个年代普通人可以从唐朝疆域抵达漠北。金代《九峰石壁纪功碑》延续纪功石刻的思路，只是镌刻者换成女真人，文字变成女真文搭配汉文。阙特勤碑更为特殊，属于突厥人自身的纪念碑，碑文却由唐朝皇帝撰写，石碑本身，就是唐与突厥之间交战又议和、反复拉扯复杂关系的见证。这些石刻记载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共同印证一件事，中原王朝的力量，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抵达过蒙古高原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