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走的那年冬天，我在她床头柜最下面一层抽屉里翻到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已经锈迹斑斑，盖子印着上海牌饼干的字样，里面早就没有饼干，塞满了一沓沓车票。最早几张是七十年代的硬板票，巴掌大小，粉红色卡纸，票面印着“南京西—上海”。往后翻，能看到八十年代蓝色软纸车票，九十年代红色磁卡票，最末尾那张，是2019年南京南去往上海虹桥的高铁票。
所有票的终点，全都是上海。
外公走得很早，六十年代末就不在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家里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能留下来。外婆平时很少提起这个人，旁人问到，她就淡淡一句死得早，没什么好讲的。可这一盒子车票告诉我，整整五十年，她总会隔一段时间就动身去一趟上海。有时一年跑两三次，也有两三年才去一次的时候。她从来没有在上海落脚居住，每一趟都是当天往返。清晨搭上最早一班车出发，夜里再坐最晚的车次回来。小时候我问过她上海好不好玩，她说人太多，一点不好玩。再追问去那边做什么，她只简单说，去看看。
后来我拿着这些车票去找我妈。我妈才跟我说，外公当年是在上海病逝的。他病重的时候，外婆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南京，等收到消息赶过去，人已经不在了。从那之后外婆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每年清明或是冬至前后，挑一天独自去往上海，当天来回。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自己坐车过去，再独自返程。到了上海之后做些什么，我妈也不清楚。外婆从不跟子女提起这件事，仿佛这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秘密，和旁人无关。
2019年那一趟，是她最后一次去上海。那年她八十七岁，腿脚已经不太灵便。我妈回忆，当时她执意要一个人出门，谁提出陪同都被她回绝。回来之后，她把这张高铁票放进铁皮盒，之后这个盒子就再也没有被打开过。两年之后，外婆离开了。
我把这盒车票收在了自己这里。偶尔想起就拿出来翻一翻，按着年份排开，看着车票从硬板换成软纸，软纸再变成磁卡，最后过渡到蓝色的高铁票。五十年，几百张票，全部是同一条线路，同一个方向。她到上海究竟做了什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想，她大概只是去和外公说几句话，或是站在他曾经待过的地方静静待一会儿。一个人坐一上午的车，抵达一处早已不记得她的人停留过的地方，停留数小时，再花一上午坐车折返。这件事，她坚持了五十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解释缘由。
我时常会琢磨，思念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记住一个人的模样，还是放不下逝去的人，又或者仅仅是习惯了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上。外婆从来没有亲口说过想念外公，甚至很少提起他。可这五十年间一张张攒下的车票，每一张都在诉说，她从来没有忘记。
楼下李叔的早餐摊子，已经开了二十三年。每天凌晨四点他就要起床磨豆浆，五点半支起摊位，卖到上午十点收摊。常年就卖豆浆、油条、粢饭团、豆腐脑四样吃食，二十多年没有变过。摊子就摆在小区门口那棵梧桐树下，一张折叠桌，几个塑料凳子，刮风下雨都照常出摊。
李叔有个不变的习惯，每天摆摊之前，先盛一碗不放糖的豆浆，摆在摊子最靠边的位置。这个位置不会接待客人，有人想坐下，他就说位置有人了。只是从来没有人过来喝这碗豆浆。
有一年冬天我起得很早，路过摊子，看见那碗豆浆依旧摆在原处，旁边空无一人。我买了一根油条，随口问起这碗豆浆是留给谁的。李叔抬眼看了看我，说是给他妻子的。他妻子生前爱喝不加糖的豆浆，从前每天跟着他一起出摊，后来生病走了。临走之前跟他说，如果还继续摆摊，每天早上留一碗豆浆，说不定她会回来喝。李叔心里清楚她不会再来，可二十三年，他依旧每天清晨盛一碗放在那里。放凉之后倒掉，第二天重新再盛一碗新的。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我妈听，她听完没有立刻说话，沉默一阵才开口，说外婆一次次去上海，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一下子听懂了。
一个人离开之后，活着的人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持着和逝者之间的联结。李叔的豆浆，外婆的车票，本质上没有差别。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结果，只是给那个不在的人留一个可以回来的位置。明明清楚对方永远不会归来，却依旧日复一日保留这个位置。
我搬到现在这个小区的第三年，隔壁住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周姓老太太，独自居住，儿女都在外地。她每天下午三点下楼，坐在单元门口桂花树下面的长椅上，待到四点半再上楼。下雨天也不例外，撑一把伞坐在原地。冬天刮大风，就裹着厚棉袄静静坐着。
最开始我以为她只是闷，下楼透气。有一回我下班早，路过长椅，她叫住我，问现在几点。我告诉她三点四十。她点点头，说时间还早，再多坐一会儿。我没有马上离开，在旁边坐下。她看了看我，突然问，知不知道桂花树什么时候开花。我说大概九月十月。她说没错，就是这个时节。她女儿是九月出生，小时候每到桂花开，她都会摘一把桂花，放在女儿枕头边。后来女儿远嫁广州，每到桂花盛开的时候，就会打电话回来，让妈妈帮她闻一闻花香。
周阿姨说，她不确定女儿还记不记得这件小事。但她每天下午在桂花树下坐一个半小时，从春天等到秋天，从无花的时节坐到桂花盛放，再等到花香散尽。她不是等女儿回来，女儿只有过年才会返乡，平日里没法回来。她只是坐在那里，闻着桂花香气，仿佛女儿也一同感受着这股味道。
之后每一年秋天桂花盛开，我路过这棵树，都会停下片刻。花香很淡，不凑近几乎察觉不到。周阿姨天天守在这里，想来一定感受得真切。
奶奶走的那一年，我爸整理遗物，翻出一本挂在奶奶房间墙上的台历。奶奶习惯每天撕一页台历，这本却没有撕完，最后停在了三月十七号。三月十七号往后的页面，厚厚一沓，原封不动保留着。
我爸翻台历的时候，发现三月十七号那一页背面，有一行很浅的铅笔字迹：老家的槐花该开了。奶奶是山东人，年轻跟着爷爷南迁，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她总念叨老家的槐花蒸出来最好吃，南方的槐花不行，开了也没有那个味道。每年春天她都会重复这句话，说了几十年。家里人都听过，却没人放在心上。
她离世那天，恰好就是三月十七号。早上状态还好好的，中午午休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说是年纪大，器官自然衰竭，没有太多痛苦。
我爸把写着字的这一页撕下来，夹进自己钱包。往后每一年三月，他都会找一天做槐花蒸菜。南方很难买到新鲜槐花，他就用冷冻槐花，或是找别的食材替代。味道自然达不到奶奶口中老家的口感，但他每年都会做一次。做饭的时候他不说话，我妈也不会多问。一家人坐在餐桌吃饭，他只会简单提一句，你奶奶爱吃这个。仅此一句，不再多说别的。
有一年我问他，还记不记得老家是什么样子。他说记不太清，离开的时候才六岁。但槐花盛开的味道，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慢慢觉得，思念和记忆本就是两回事。记住一个人，记住的往往是样貌、声音，还有那些过往的经历。可思念一个人，记住的是和这个人绑定的气味、光线，某个季节吹过来的风。外婆记住的，或许是上海某条弄堂里梧桐投下的影子。李叔记住的，是妻子喝豆浆不放糖的习惯。周阿姨记住的，是桂花开时女儿打来电话的那种感觉。我爸记住的，是槐花蒸菜独有的香气。
这些感受很难讲给外人听，就算说了，别人也体会不到。所以外婆从不解释自己反复去往上海的缘由，李叔不会特意说明那碗豆浆留给谁，周阿姨也不会解释为什么天天守在桂花树下。这些举动，是做给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做给那个逝去的人。旁人懂不懂，一点都不重要。
后来我把那一盒车票收进自己抽屉，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偶尔翻到，脑海里会浮现外婆坐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窗外是江南的田野村落，她一个人安静坐着。抵达上海，出站，步行一段路，在某个地方停留片刻，再踏上返程。这件事没有旁人知晓，也不需要任何人知晓。
这大概就是思念最真实的模样。它不喧哗，不宏大，甚至算不上悲伤。只是一件微小的事，日复一日坚持几十年，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一旦停下，那个人就好像真的彻底消失了。而你不愿意，让她就这样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