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名人的日记，都会在本人离世之后对外公开，这已经算是比较普遍的情况。鲁迅、胡适、季羡林的日记，都是身后才整理出版。不过他们动笔写的时候，是否预料到日后会被后人翻阅，要分开来看。
一类人写日记时，心里清楚文字最终会公开。蒋介石写日记期间，一直有人帮忙抄写整理，他本人明白这些内容会作为史料留存。从落笔那一刻，就预设了会被其他人阅读。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性质相近，写给兄弟的信件本身带有教导的意味，后续汇编成书流传，基本在他预料之中。这类日记，情绪宣泄内容偏少，更多是自我反思、道德劝诫。因为作者清楚写下的文字不只是留给自己。
还有一种情况，写的时候没有打算公开发表，但隐约知道文稿很难永久保密。鲁迅日记大多记录日常琐事，买书、会客、稿费收入，偶尔简短记下情绪，比如夜里失眠、心情烦闷。这种写法说明他没有打算依靠日记传世，不然不会写得这么细碎。但鲁迅对身后的文字传播有着清醒认知，整理自己文稿、编校他人书信，清楚文字留存下来，就有被后人发掘的可能。所以写日记时，他属于不刻意写给外人看，但也不惧怕被翻阅的状态。
真正打算私藏的日记，行文风格完全不同。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期写下的日记，后来整理出版，里面有不少直白的牢骚甚至粗话，吐槽考试、埋怨老师、感慨生活乏味。如果动笔时就想到会出版，这些内容一定会被删减修改。季羡林在自序里也提到，原本不准备发表，是出版社多次劝说才同意。吴宓的日记更加典型，朋友私下谈话、隐秘的爱慕心思、日常细碎的计较全部记录在内，纯粹作为自我记录，写作时完全没有考虑读者。
但没有打算公开，不等于一定不会被公开。名人的文稿和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的日记遗失也就作罢，名人的日记哪怕本人不愿公开，后人、研究者、出版机构都会想办法发掘。胡适在遗嘱中写明，日记与书信交由北大保管，主动安排了文稿的归宿。还有部分名人没有留下相关嘱托，日记被家属或者收藏者拿去拍卖、出版，这类事例并不少见。
还有一类日记，写作时就带着留给后世阅读的自觉。部分政治人物的日记，详细记录会议内容、人事变动、决策过程，写作本身就是在留存史料。作者清楚自己身处历史事件之中，知道后世研究者会依靠这些文本还原过往。这类日记会带有表演色彩，阅读的时候不能全盘采信。
普通人写日记大多只为自我排解，记下日常琐事，抒发情绪，像季羡林那样写下心里话排解烦闷。名人同样拥有普通人的一面，写日记未必想那么多。但名人身份让文字具备超出个人的史料价值，就算本人不愿公开，最终大概率会面世。差别只在于，动笔的时候是否预知这件事，以及知道之后会不会刻意修改文字。鲁迅、季羡林、吴宓都没有改动，所以他们的日记读起来更贴近真人。而那些从一开始就想着留给后人阅读的日记，阅读时总会隔着一层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