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官方登记人丁数量一千九百多万。这个数字看着偏低，统计只包含成年男性，加上经历战乱，百姓逃亡隐匿，统计并不完整。即便如此，到道光三十年，在册人口达到四亿一千多万。从千万量级增长到四亿，用时不到两百年。人口增长不是某一年突然爆发，也不能归结为单一原因。
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固定当时人丁的税额，新增人口不再增收人头税。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将丁银并入田赋，实质上废除人头税。百姓不用刻意瞒报家里人口，新增子女不会带来额外赋税。保甲登记逐步严格，乾隆六年开始统计全部男女老幼，不再只统计成年男丁。账面人口快速上涨，一部分是原本存活、没有登记在册的百姓，被纳入统计。
推动实际人口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大规模战事减少。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中原地区维持百余年没有大范围战争。边疆虽持续有战事，但远离人口密集区域。没有战乱干扰，百姓安心耕作繁育。清朝前期鼓励垦荒，新开垦土地可以减免数年赋税。农民愿意前往人口稀少区域，进山、奔赴边疆开荒。
粮食生产的变化，美洲作物贡献很大。玉米、番薯、马铃薯从东南沿海传入，逐步向内地推广。这类作物耐干旱、耐贫瘠，山坡、沙地都可以种植，以往无法栽种稻麦的土地，能够产出粮食。番薯产量远超谷子，缓解口粮压力。南方推广双季稻，一年两收。各地修建不少塘、堰、堤坝等水利设施，质量参差不齐，但保障了一部分收成。耕地面积从明末大约七亿亩，增长到清中叶十亿亩以上。粮食总产量提升，可以养活更多人口。
人口增多，开始向空旷区域迁移。湖广填四川是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清廷出台政策吸引百姓入川开荒。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民众举家迁往四川。乾隆末年，四川人口回升至两千万左右。东北、蒙古、新疆、台湾逐步开发。闯关东、走西口，都是底层农民寻找耕地谋生。新开发区域人口统计滞后，后续逐步纳入户籍，总人口数字进一步扩大。
还有容易忽略的一点，婴幼儿存活率提升。清朝没有现代医疗手段，但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在康熙年间推广开来。康熙本人得过天花，清楚天花的危害，下令宫廷与八旗推行种痘，民间也随之效仿。天花是当时造成婴儿夭折的主要病因，孩童死亡减少，几十年之后就会新增大量成年人口。再加上仓储体系，常平仓、社仓、义仓，灾年可以放粮赈灾。仓库粮食虽常被官吏侵占，但有储备总比毫无应对要好。
婚姻习俗同样助推人口增长。清代婚嫁年龄偏低，男子十六七岁、女子十四五岁就成婚。宗族观念推崇多子多福，一户人家生育五到八个孩子很普遍。婴儿死亡率依旧偏高，但生育基数大，存活的绝对数量可观。宗族需要劳动力，依靠人丁壮大宗族声势。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少生反而反常。
赋税改革带来附加影响。摊丁入亩之后，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没有丁税束缚，百姓可以离开故土务工、经商、开荒。人口流动之后谋生渠道变多，养家的能力变强。反过来，人口压力也迫使人们去往更偏远的地方。乾隆末年，人均耕地降到两三亩，少于明末水平。粮食总产量依旧上涨，依靠复种、新作物开发山地资源。
统计口径的差别不能忽略。清初记录的人丁属于纳税单位，不等于实际人口。乾隆之后依靠保甲清查，户籍登记全家男女老少，数字更贴近真实情况。边疆、少数民族区域，大多在改土归流之后才逐步编入户籍。所以人口从千万增长到四亿，一部分是新增出生人口，一部分是以往漏登人口，还有一部分来自统计范围扩张。
咸丰元年，在册人口四亿三千多万。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人口数量大幅下滑。四亿这个人口高峰，是清朝前长期积累形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