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原之战只打了一天就分出胜负，这个结局让很多人来不及做出后续应对。毛利辉元当时还待在大坂城内，手里持有西军总大将的身份，上杉景胜在会津地区和最上、伊达联军僵持多日。两人麾下兵力合计，放在当时日本任何一个大名面前都具备压倒性优势。可战败之后，他们几乎没有组织像样抵抗，就接受了减封处置。毛利领地从一百二十一万石缩减到三十七万石，上杉领地从一百二十万石降到三十万石。如此大幅度削减领地，放在战国时代往往会引发血战，他们却选择接受这个结果。
整件事的根源并不在关原战场之上，而是开战之前家康向辉元做出的承诺。家康当时最担心辉元留守大坂城，这座城池是丰臣秀赖的居城，如果辉元打着辅佐秀赖的旗号和家康对抗，关原之战的胜负走向就会变得很难预判。家康于是通过增田长盛、长束正家等人向辉元传话，只要辉元率军撤出大坂城，原有领地可以完整保留，保证他领地安堵。辉元相信了这番承诺，带领军队离开大坂。他刚撤离，家康立刻率军进驻大坂，随后翻脸翻旧账。辉元在关原战事期间积极参与西军行动，还派人前往四国、九州抢占地盘，这些事实家康战前就清楚，只是一直没有拿出来。等到辉元失去大坂这个核心据点，家康才把这些证据摆出来，宣告领地安堵的承诺作废。
这次算计的关键在于时机把控。辉元撤军的时候，毛利主力部队尚且完整，吉川广家和福原广俊等人虽然已经被家康策反，在战场上按兵不动，但毛利家核心武装没有遭受实质打击。问题在于军队还在，政治据点丢失了。大坂城不只是一座城池，还是辉元作为西军总大将，赖以维持政治身份的根基。留在秀赖身边，他就是丰臣体系的守护者，家康想要动他，就要承担和丰臣家彻底撕破脸的代价。一旦离开大坂，他身份就只是战败大名，家康收拾他不需要任何政治顾虑。辉元面对减封处置时，没法强硬反驳，因为他清楚事实层面自己理亏，确实参战扩张领地。就算家康背弃承诺，这些事实都真实存在。一旦起兵反抗，相当于承认当初撤出大坂是重大失误，这个失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
上杉景胜面临的处境又不一样。景胜的困境是地理位置偏远，还被敌军包围。关原开战的时候，上杉军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最上和伊达部队身上。他预判天下会重回天正年间那种群雄割据混战的局面，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威胁江户，也没有计划牵制家康主力。等到家康从江户向西进军，上杉军还在长谷堂城和最上义光僵持，双方缠斗十几天。关原战败消息传到东北之后，上杉军士气迅速垮掉。而且上杉家从越后转封到会津时间不长，对这片新领地掌控力本身就薄弱，周边全归属东军大名，最上、伊达、南部、结城秀康把领地团团围住。景胜如果选择起兵抵抗，对手不只是家康一人，而是整个东北东军联盟。依靠当时手里兵力和补给条件，这场仗根本打不赢。
还有一层不容易察觉的因素，就是家康对西军大名处罚方式的划分，分为改易和减封两类。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这类人，判定改易，领地全部没收，家名直接断绝。毛利和上杉属于减封，领地大幅削减，但家名得以保留，原有家臣团体也能存续。这样区分处理有明确考量。被改易的人，要么在关原正面和东军主力交战，要么被家康认定为必须彻底清除的核心威胁。毛利、上杉虽然实力雄厚，但家康没有选择彻底消灭他们，而是留有余地。这并不是家康心慈手软，从他后续对付丰臣秀赖的手段就能看出，他不会轻易心软。保留毛利与上杉，是因为彻底攻灭这两个大名要付出极高战争成本，还会让其余外样大名人人自危，催生更多动乱。保留领地大幅缩水的毛利家和上杉家，既能向外展示自己宽容，也能让两个家族心存感念，安分作为外样大名，替德川镇守西边和东北边境。
辉元和景胜自己也权衡清楚利弊。不反抗，领地大幅缩水，但家臣、家名都能保全，后代依旧可以担任大名。选择起兵，以当时手里的筹码，几乎没有取胜机会，一旦战败就会面临改易甚至灭族。西军八十多家大名里面，绝大多数被判定改易的人，都没有起兵反抗的想法，背后逻辑很清晰：不反抗只是丢失领地，反抗的结局就是身死族灭，断绝后代。毛利辉元之后在防长两国扎根，把长州藩经营成幕末倒幕的核心力量；上杉景胜驻守米泽藩，领地虽贫困，但上杉家族声望没有衰落。这些后续发展，当时的人无法预知，但保住家名这条底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
毛利辉元和上杉景胜接受减封，并不是简单打不过就认输。辉元是被家康用承诺诱出大坂城，等到察觉被骗，政治立足点已经丢失，手里再多兵力也无从施展。景胜则被地缘环境锁死，领地被东军势力包围，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和家康正面抗衡的条件。两人处境不一样，最终走向相同结局的路径却很相似：他们不是没有兵力，而是力量被家康用不同方式拆解。对付辉元依靠承诺和翻脸的时间差，对付景胜依靠地理包围与战略孤立。等他们反应过来，战局已经没有翻盘机会。减封虽然代价巨大，但至少保住家族存续，在当时的局势下，这就是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