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第一眼看着像是简单的送分题。说起唐朝，长安城里胡姬开店，波斯商人穿梭街巷，景教传教士可以出入皇宫，在古代王朝里，文化开放程度几乎很难找到对手。既然各地人群都能来到长安，希腊神话跟着传入，似乎理所应当。
但直接把文化开放等同于各类书籍都会被翻译，属于想当然的推测。事实是，唐代人基本没有读过完整成套的希腊神话文本，但至少长安部分上层人群，见过希腊神话相关形象，听过碎片化的故事，甚至把这些元素用到墓葬装饰之中。
先说说为什么没有完整文本流传。希腊神话想要传入唐代中国，存在巨大的时间断层。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化文化覆盖地中海到中亚大片区域，神话、艺术、语言顺着商路向东传播。犍陀罗地区就是希腊化文明和中国之间关键的中转地带，希腊化艺术经由帕提亚、巴克特利亚、粟特传到新疆。八世纪库木吐拉石窟，能看到带翅膀的小爱神，克孜尔石窟雕塑上，也有希腊风格的丘比特骑在龙形雕塑上。不过传播过来的大多是图像造型，不是文字故事。神话经过口头反复转述，传到中国边境的时候，已经和原版差距很大。
还有更根本的原因，希腊神话在发源地已经失去活力。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普及之后，奥林匹斯诸神被教会视作异教内容，希腊本土已经不再广泛传诵这些神话故事。一个在原生文明里被压制的内容，很难有人耗费精力翻译成中文向东输送。唐代确实有大规模佛经翻译工程，朝廷牵头，高僧主持，规模庞大。景教同样开展翻译工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但这些翻译内容都是宗教典籍，不包含神话故事。景教翻译的圣经叙事里，玛利亚音译成末艳，耶稣译作移鼠，采用本土化的翻译思路。希腊神话并不在他们的翻译清单内。
不过没有读过完整文本，不等于完全没有接触。接触渠道不少，只是每一次传播都经过多层转手，原貌已经很难辨认。
考古发现就是最直接的证据。2021年西安东郊一座唐墓出土一件三彩角杯，长度不到十二厘米，杯身人物造型被认定是希腊神话的小海神特里同，也就是波塞冬那个半人半鱼、吹奏海螺的儿子。这件器物来到长安有多种可能性，拜占庭外交礼物、粟特商人贸易商品、中亚进贡物品都有可能。唐代工匠制作这件角杯的时候，未必清楚特里同的神话背景，大概率只是觉得这个半人半鱼造型好看，和道教仙人形象有相似之处，拿来使用。希腊神话人物变成酒器装饰，估计特里同本人也想不到。
更受关注的是唐玄宗武惠妃的石椁。石椁正门浮雕，有一组勇士和神兽的图像，卷发秃顶的西域形象人物侧立，胡须稀疏，脖子佩戴项圈，拉扯一头神兽。专家比对之后认为，这个构图原型来自希腊神话英雄对抗神兽恶魔的母题。是谁把这类图像带到长安，认可度较高的推测是景教传教士。景教属于基督教分支，但从叙利亚向东传播时，吸收大量希腊化艺术元素。景教传教士是最贴近古希腊文化脉络，同时可以进入唐朝宫廷的群体。他们未必向皇帝讲述赫拉克勒斯的完整故事，但带来的宗教艺术品附带希腊神话视觉遗产。武惠妃石椁上的浮雕，不能说唐人读懂了希腊神话，更像是希腊神话造型艺术历经两千年辗转，最终刻画在一位中国皇后的墓门上。
文本层面也留下少量痕迹。汉代甘英出使大秦，走到波斯湾被安息当地船民劝阻。《后汉书·西域传》记录船民的描述，海里有一种生物，会迷惑人，让人忘记回家。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比对之后提出，这个故事和荷马史诗里塞壬海妖用歌声引诱船只失事的传说高度相似。故事从希腊传到波斯，再由波斯船民讲给甘英，最后写入《后汉书》，已经严重变形。到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女人国传说，拂懔国西南海岛，存在全是女性居民的国度。这个母题在欧洲、印度、中亚都有流传，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多次改编。
所以唐朝人和希腊神话的关系，可以做个不算严谨的比喻：他们看见了一本书的插图，却没有读到正文。他们见过特里同造型的角杯，见过类似赫拉克勒斯的勇士斗兽浮雕，听过海妖、女人国这类传说。但是这些形象故事，在抵达长安之前，已经被波斯人、粟特人、犍陀罗工匠、景教传教士多次改造。没有人知道希腊神话诸神的名字，没人了解奥林匹斯神系谱系，宙斯赫拉之间的故事更是无人知晓。
唐人接触到的，是一层层图像碎片和口头传说沉淀下来的内容。他们把特里同做成酒器，把英雄斗兽刻在石椁，将海妖故事写进地理典籍。这些碎片和道教神仙、佛教护法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晰边界。武惠妃石椁上的勇士，既可以理解成赫拉克勒斯，也可以当成西域护法神，唐人自己大概也分不清。他们只觉得这类异域形象新奇，适合用在丧葬艺术当中。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唐朝人没有读过希腊神话完整文本，这个说法基本成立。但他们见过、使用、改造过希腊神话的视觉外壳。至于外壳背后完整的神话故事，当时没有人去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