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人数，近些年增长速度很快。2020年全球大约有5800万人患病，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增长至1.52亿。国内情况相近，现存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其他类型痴呆患者，接近1700万例。数字持续上涨，看上去像是疾病突然大规模爆发，但真实原因更加复杂。一部分确实是患病群体增加，还有很大一部分，源于我们统计、识别这种疾病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诊断标准在四十多年里翻了三次，每次翻都把网撒得更开。
1984年，美国国立神经病学与中风研究所和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疾病协会发布第一版诊断标准，逻辑简单直接：患者出现持续性认知、生活功能衰退，排除其他明确诱因，就判定为阿尔茨海默病。这套标准不关注大脑内淀粉样斑块、tau蛋白缠结，只看外在症状，而且必须是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按这套标准，确诊的基本都是中晚期病人。
2011年迎来第一次大修订。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联合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推出新版标准，将疾病划分为临床前阶段、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痴呆阶段。表面看只是分类细化，实际大幅降低确诊门槛。轻度认知障碍人群记忆力、思维能力下降，但日常生活可以自理，放在1984版标准里，不会被判定患病。2011年更新之后，这类人群被纳入阿尔茨海默病范畴。
2024年，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工作组推出最新修订版本，核心改动是将阿尔茨海默病定义为纯粹生物学层面的病症。也就是说，哪怕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只要血液、脑脊液检测检出淀粉样蛋白、磷酸化tau蛋白这类核心生物标志物，就可以判定为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改动在临床医生群体中引发大量争议，不少人提出，会造成过度诊断，部分检出标志物的人终身不会出现认知衰退症状。但新标准已经落地，确诊人数随之上涨。
中国的情况更特殊，因为水面下的冰山比露出来的大得多。
全国痴呆就诊率大约28%，阿尔茨海默病就诊率不足2%。绝大多数患者没有纳入医疗统计。85.8%的痴呆未诊断率，说明1700万这个数字，远不是真实患病人数。很多老人记忆力下降，家人只当成年纪大之后的正常现象，不去医院就诊。部分农村老人一辈子没有做过认知筛查，等到走失、认不出家人，送到医院时已经发展成重度。
大量未确诊的潜在患者，意味着随着大众认知提升、筛查铺开，短期内确诊人数会明显上升。不是患病的人突然变多，是从前没有被统计的人，开始被纳入统计。重庆2024年在15个区县开展老年痴呆防治项目，为65岁以上老人做认知初筛，年末完成近30万人筛查。只要一个地区筛查落地，当地统计患病率就会上涨。早筛本身是好事，方便尽早干预，但从统计数据上看，就表现为患病人数上涨。
但把患病率的上升全部归因于诊断标准的放宽和筛查的推进，也不完全公平。
人口结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推手。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随年龄快速升高，60岁之后风险大约每五年翻倍，8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可达30%至50%。国内65岁以上人口已经突破2亿，还在持续增长。就算同年龄段患病率保持不变，老年人口基数变大，患者总数量也会随之增加。简单来说，基数扩大，就算百人里的患病比例不变，总人数依旧上涨。
还有一层不容易察觉的变化，是风险因素的代际转移。越来越多研究证实，中年肥胖、糖尿病，会提升晚年认知衰退风险。一项研究显示，中年BMI超重或更高的人群，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提升35%，血管性痴呆风险提升33%。过去二三十年国内肥胖、糖尿病患病率快速上升，这批中年人步入老年后，会带来更高患病风险。这个影响存在滞后性，当前患病数据还不能完全体现，但趋势已经显现。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阿尔茨海默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病。
1906年，德国精神科医生阿尔茨海默首次报告一名51岁女性患者的大脑病理，发现淀粉样斑块和神经纤维缠结。在此之后几十年，这种疾病被视作罕见早老性痴呆，和老年人出现的“糊涂”严格区分。直到上世纪70年代，病理学家通过组织活检证实，不同年龄段患者大脑存在相同病理特征，早老性痴呆和老年性痴呆，才合并为同一个疾病概念。很长一段时间，大量老年痴呆患者不会被归类为阿尔茨海默病，只是笼统称作老糊涂。
认知观念的转变，对统计数字影响巨大。一种疾病从无名、小众病症，变成大众熟知的常见痴呆类型，新增病例数量，甚至会超过疾病本身带来的新增患者。现在阿尔茨海默病占全部痴呆病例60%到70%，这个比例本身就来自认知框架，不是纯粹生物学结论。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患病人数持续上涨，原因不是单一的。诊断标准放宽、筛查普及、老年人口增加、中年群体代谢风险累积，加上疾病概念拓展到临床前阶段，多重因素叠加推高统计数字。一部分是真实疾病负担加重，另一部分，是我们终于看见那些一直存在，却没被识别出来的患者。区分清楚这两类情况，远比单纯关注数字上涨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