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海战里鱼雷出现的场景已经变少了。二战时期动辄一次性发射上百枚鱼雷互相攻击的场面，放到现在基本看不到。但这不代表鱼雷已经被淘汰，更像是曾经站在主战场核心的武器，退到了幕后，只有特定场景才会投入使用。
造成这个变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舰导弹大范围普及。1967年埃及使用“冥河”导弹击沉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之后，反舰导弹快速取代舰炮和鱼雷，成为水面舰艇交战优先选用的武器。导弹的射程优势十分突出，现代反舰导弹射程普遍能达到一两百公里甚至更远，重型鱼雷的有效射程大多只有几十公里。海战进入超视距作战时代之后，双方舰艇还没进入鱼雷的攻击范围，就已经开始互相发射导弹。鱼雷的作战场景，从水面舰艇互攻，转变成潜艇攻击水面舰船，而潜艇发起对舰攻击，本身就需要合适的环境与条件。
不过真正让鱼雷使用频次下降的，不只是导弹抢占了作战场景，鱼雷自身的成本也是一大问题。一枚先进重型鱼雷造价在500万至600万美元，战斧巡航导弹造价大约140万美元。就算对比普通反舰导弹，重型鱼雷也要贵不少，现代反舰导弹单价大多超过100万美元，重型鱼雷最高可达350万美元。花费几百万美元发射鱼雷，如果没能命中目标，或是命中之后没能击沉目标，这样的代价在和平时期是大多数海军不愿意承担的。而且鱼雷制造门槛很高，全球能独立研发生产先进重型鱼雷的国家加起来只有十几个。造价高昂、产量有限、制造难度大，这几点叠加，注定鱼雷不会像导弹一样大量投入消耗。
潜艇发射鱼雷本身对战术条件要求也很苛刻。潜艇从搜索锁定目标，计算目标运动参数，再到抵达合适的发射位置，整个过程往往要几十分钟。这段时间潜艇必须全程保持隐蔽状态，一旦被水面舰艇的反潜设备锁定，自身生存都会受到威胁。鱼雷属于分次发射武器，同一个发射管，连续发射两枚鱼雷中间至少间隔数分钟，没法像导弹那样快速齐射。潜艇可以携带的鱼雷数量也有限，发射管内置一枚，每管最多再预留一两枚备用，打完之后就必须撤离。这样的发射节奏和载弹量，面对高速机动的现代军舰，能发起攻击的窗口期很短。
反鱼雷防御技术不断发展，进一步压缩了鱼雷的战术价值。现代水面舰艇和潜艇基本都配备声学干扰设备，比如美军ADC MK 2声诱饵，可以悬浮在指定深度，模拟舰船噪声信号，把来袭的声自导鱼雷引诱到虚假目标。更先进的ADC MK 5还搭载组网通信和自适应逻辑，多枚诱饵协同释放欺骗信号，构建多层防御体系。潜艇方面也在研发主动拦截方案，有思路是依靠集群协同，发射多枚小型反鱼雷弹药，短时间内饱和拦截来袭鱼雷。这些防御手段意味着，花费数百万美元射出的鱼雷，对手只用成本几万的诱饵就可以误导。
鱼雷制导技术也在不断迭代，应对各类对抗手段。现在主流先进鱼雷大多采用复合制导，惯性制导搭配线导，末端再使用声自导或者尾流自导。俄罗斯UGST“物理学家-2”鱼雷同时支持线导、声自导、尾流自导三种模式，如果声自导被声诱饵欺骗，就切换到尾流自导，追踪舰船航行留下的气泡尾迹锁定目标。线导搭配末端自导的组合方案已经成为主流，发射之后依靠导线把鱼雷引导至目标附近，再切换自导完成最后的精准打击。还有部分方案尝试量子磁力制导这类全新探测方式，绕开声学干扰的影响。
但是这些技术升级只能解决命中精度问题，没法解决能不能获得发射机会的问题。潜艇之间的对抗，鱼雷依旧是不可替代的武器。反潜作战里，潜艇对抗潜艇，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反潜导弹可以远距离投放轻型鱼雷，但最终完成攻击动作的还是鱼雷。水面舰艇投放反潜鱼雷攻击潜艇，直升机释放吊放声呐然后投送反潜鱼雷，这些场景鱼雷依旧是核心装备。只是这类水下对抗场景本身发生概率很低。潜艇水下交战不像水面舰艇导弹互射那样有直观激烈的画面，大多是长时间搜索、静默跟踪，最后短短几秒做出决断，多数时候连明显的水花都看不到。
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点，近些年海上冲突的形式，本身很难给鱼雷创造出手的机会。代理人战争、非对称对抗、远程巡航导弹打击和无人机攻击，是过去十几年海上冲突最常见的形式。想要动用潜艇发射重型鱼雷击沉大型军舰的场景，冷战结束之后已经非常少见。1982年马岛海战，英国核潜艇发射鱼雷击沉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就是典型案例。2010年天安舰事件之后，鱼雷作为攻击武器还卷入大量政治层面的争议，各方长时间争论是否由鱼雷造成舰船沉没。这类事件本身就极其罕见，一旦爆发会带来巨大政治影响，各国使用鱼雷会比导弹谨慎得多。
鱼雷使用次数变少，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结果。反舰导弹抢占了水面舰艇用鱼雷互攻的场景，高昂成本和制造难度限制鱼雷消耗，潜艇发射的战术条件本身受限，反鱼雷防御系统降低鱼雷攻击收益，加上近年冲突形态很难给潜艇创造合适的鱼雷发射窗口。鱼雷并没有退出战场，在反潜作战和潜艇之间的对抗里依旧无可替代，只是它的定位已经从海战主要杀伤手段，变成特定场景下的关键一击。它需要等待合适的作战窗口，而这样的机会，在现代海战里已经不多。